即使战争已经开始，英国人的炸弹不时落下，可人们都说“战争会在圣诞节前结束”。
俞琬顺从地抬起头，对上他的视线。
推门而入的是一个约莫五十岁的男人，一身白大褂，身后跟着两名年轻医生，一个手捧病历夹，一个拿着x光片袋，都是毕恭毕敬的样子。
他的目光在她身上停留了不到两秒，随即感觉到了一股刺骨的冷意。
俞琬回头，见他靠在床头望着她，目光从她脸上滑过去，落在攥着窗框的手指上。
而现在呢？人们低着头匆匆赶路，这座城市和她一样，都变了。变得戒备，变得连在自己家里都不确定是否安全。
这个男人还是这样，连“安慰”都是命令式的。连“别怕”都是用“我会帮你算账”来说的。
还是有点怕，怕的东西和那时不一样。那时她怕查票的军人，怕火车在某个站台停下来的时候，有人把她拽下去。
克莱恩只是冷淡地颔首。
可走进这间病房时，第一眼看见的不是躺在床上的少将，而是那个小女人。
她穿着一件松松垮垮的毛线衫，明显不是自己的，坐在床边，双手规规矩矩放在膝盖上，安静得像一株种在错误花盆里的白色鸢尾花。
在这家医院里，他见多了这样的人，打了胜仗，受了伤，被送到他这儿来，被一群拍马屁的人围着，送花、送酒、送女人，仿佛整个帝国都围着他们转。
是克莱恩的声音。
他甚至没正眼瞧他，只微微偏了偏头，可海涅曼在这呆了叁十多年，从兴登堡服务到希特勒，太懂这种无声的压迫——房间里的气压在骤降。
“现在……”她望着他，有些踌躇。
俞琬的眼睛倏地睁大，呼吸都放得很轻。
“记录。”他直起身，对身后的年轻医生吩咐，“左肩枪伤，弹片完全取出，右腿骨折，固定得当。”
她走回他身边，乖乖在床沿坐下。
海涅曼望着窗外那棵光秃秃的梧桐树，在想一个问题：没有x光，没有无影灯，能做到这个程度？罕见，极其罕见。
绷带拆到最后一层时，他看见了那道缝线。针脚间距一模一样，打结手法是典型的夏里特式——持针器绕两圈，镊子轻轻一拉，平整得几乎不会勒伤皮肉。
少将的病房里有女人不稀奇，稀奇的是，这个女人既不是护士，也不是那种香水味能熏死一屋子人的情妇。她没化妆，嘴唇是浅粉色，安静得像是随时准备被忽略。
海涅曼开始检查，他翻开男人的衣领，查看左肩的伤口，接着摸右腿夹板，手指从脚踝一路按到膝盖，按一处停顿一下，像在听什么。
克莱恩的眸光微微沉了沉。
这样水平的医
“谁看你，你就看回去。”他像在交代一条战术指令，“谁用那种眼神看你，你就记住他的脸。以后我帮你算账。”
候。那天下着小雨，也是灰扑扑的，可那时候的柏林还不是这样，房子还很完整，人们走路还抬着头。
可他的余光，始终若有若无地扫向俞琬。
他的语气平淡得像在陈述“太阳从东方升起”这样不言自明的道理。
金发男人的眉头微微一动，带着无声的询问：现在呢？
这绝不是野战医院那些粗手笨脚的军医能做到的。那些人能把伤口勉强缝上就算本事。
海涅曼的眉毛微微挑了挑。
“看着我。”
在进门之前，海涅曼已经给这位年轻少将画好了像。新晋的少将，元首眼前的红人，又一个被捧上天的年轻人。
来自从床上那个男人。
女孩抿了抿唇，迟疑片刻后轻轻摇头：“不怕他们干什么…是怕他们的眼神。”
他们自己也当真了，在病房里颐指气使，好像全医院都欠他们的。
医生不动声色地收回视线。
就在这时，敲门声突兀地响起。
男人抬起手，大掌覆在她的发顶，沉甸甸的，像一顶无形的保护罩稳稳落下。
“怕他们做什么？”
克莱恩沉默了一会，静静凝视着她黑亮的，又带一点湿意的眼睛。
“在想……”她顿了顿，手指在膝盖上交迭在一起，“两年前我离开柏林的时候，是坐火车走的。一个人，很害怕。”
“想什么？”
现在她怕的东西更模糊，怕那些目光，但又好像有了底似的，知道怕的时候往哪里躲。
“克莱恩将军。”男人走近病床，微微欠身的动作敷衍得像是完成某种既定程序。“我是海涅曼，医院的外科主任。您的病例由我负责。”
俞琬微微一愣，唇角不自觉轻轻牵起来，笑着笑着，眼眶莫名有点热，她低下头，使劲眨了眨眼。
她怕，他能看出来，她坐床沿时只坐叁分之一，脚尖点着地面，是随时准备站起来的姿态。可她还是在他面前坦承说“怕”，而不是“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