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组家庭时的尴尬与讨好，“以后你们就是一家人了。”
“一家人”这个词从母亲嘴里吐出来，带着一种虚浮的塑料感，三个字拼在一起，发音是对的，语法也是对的，但是落到她耳朵里就是不贴合，好比一件尺码不对的新衣服，袖子长了一截，肩线歪在胳膊外头，穿着也不难受，就是不对。
祝辞鸢看着那个叫黎栗的男生。他站在正午暴烈的阳光下，却浑身上下没有一滴汗。白衬衫熨帖得没有一丝褶皱，领子立着，衬衫的布料是好料子，纹路细密，光线照上去不会反光，只是柔和地吸收掉了。皮鞋擦得锃亮，鞋面上反射着日光的碎片，鞋带打的是双蝴蝶结，两边一样长。他站在这个满院纸灰、泥土和汗味的乡下院子里，每一处细节都和周围隔着一层什么——是质地，是布料的密度、皮革的厚度、指甲的干净程度。
他走近了几步，在她面前站定。他比她高出很多，她要仰起头才能看见他的眼睛。他的眼睛在阳光下是一种褐色，靠近瞳孔的地方深一些，虹膜的边缘浅一些。
“小鸢。”他开口了。
她愣了一下，她和黎栗才刚认识，连话都没说过一句，他就这样叫她。“小鸢”，这种昵称说出来的时候嗓音很低，尾音往下坠了坠，熟稔的，自然的，好像叫了很多年——一个陌生人用这种语气叫她，就好像他已经替她决定了他们之间该用什么样的距离，而她没有被问过。
“节哀。”他说。
只有这两个字，不多不少，不冷漠，也不热络，说完了就说完了，嘴巴合上，不需要她回应什么。她没有说话。她应该说谢谢。或者点点头。或者叫他一声“哥哥”——母亲希望她这样叫，继父大概也希望。但她什么都没说，那些字卡在喉咙里，怎么都出不来，好比一口饭嚼碎了又不想咽，含在嘴里，进退两难。她只是站在那里，看着他，看了几秒钟。
他没有等她回答，也没有露出任何不悦的表情。他只是微微点了点头，退后一步，让出路来。他退那一步的时候鞋跟在地上蹭了一下，泥地上留了一道浅浅的弧形刮痕。母亲拉着她继续往灵堂走。她跟着走，没有回头，但她清楚他还站在那里——那种感觉不是来自眼睛，而是来自后颈，那一小块皮肤对身后的空气的感知。
那是她第一次见到黎栗。在外婆的葬礼上。她十五岁，他十九岁。她穿着皱巴巴的黑衣服，膝盖上跪出了灰印，脸上有泪痕，头发沾着纸灰，眼睛红肿，指尖染着纸钱的黄色，而他穿着熨烫整齐的衬衫，领口的扣子系到最上面一颗，干干净净，站在阳光下面，鞋面上没有一粒灰。
他们之间的距离从那一刻就注定被所有外界的那把尺子丈量得清清楚楚。那条线是命运替他们划的。他是那边的人，她是这边的人，中间隔着五年的分别，隔着一整个城市的距离，隔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他们碰巧在同一场葬礼上相遇，碰巧被同一个称呼捆在一起，但那不意味着他们真的是一家人。
至少祝辞鸢是这么觉得的。